中国中产阶级有“权力排斥”吗？

    社会学家陆学艺近日表示，如果按照目前中国社会中产阶层每年1%的增长速度，20年内中国的中产阶层可以达到总就业人员的40%。

    为中产阶层崛起狂欢？

    理论家早有定论，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但是，面对日趋崛起的中产阶层，且慢狂欢！

    近日，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发布报告称，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奢侈品消费国，其中有1000万~1300万人是活跃的奢侈品购买者。但是该报告称，中国的奢侈品市场仍处于初级阶段，消费心态仍以“显示身份”为主。其潜台词就是，富人们消费奢侈品仍然停留在暴发户挥霍、显摆的层次，追求的并非物有所值，更遑论致力于公益事业。

    吃喝玩用只是形而下，应对中产阶层的崛起更需上升到形而上的层次。一个健全、健康的中产阶层社会，首先需要配套的是开放、公正、诚信的市场竞争机制。否则物质生活再优渥，没有相应的机制作后盾，就会归于无源之水。

    中产阶层的崛起，必然有益于公民社会的形成。这个阶层越壮大，就越会参与公共事务。据中国社科院调查显示，目前深圳中产阶层人数高达120万。有专家日前撰文分析，深圳的中产阶级普遍具有三大意识：一是公共意识，如倡导环保，维护公共空间；二是纳税人意识，作为纳税人他们渴望参与公共事务；三是民主法制意识，他们善于用法律维权。

    诚然，中产的概念并不仅仅拘囿为生活消费，还包括健康的生活方式，以及应享受到开放的市场机制和健全的公共服务。 （南京晨报社王石川）

    成长不会一帆风顺

     同一天《上海证券报》的“财富严重向高收入者集中收入分配存在五大问题”这篇文章已经揭示出，当财富严重向当前的高收入者集中时，贫富分化的程度显然是在加剧。依据常识不难推断，目前平均文化程度偏低的前辈或年长者，是当前的高收入者；而平均文化程度较高的年轻一代职位较低、资源占有少且收入较少，即这个最具潜力的群体其成长之路显然会受到压抑、阻滞。因此，“1%的增长速度”是否准确，让人心存疑问。“如果”究竟能否成真？更让人平添疑虑。

    众所周知的“二八定律”表明，20%的人掌握着社会80%的财富，另外80%的人只有社会财富的20%，如此一来，既得利益者和强势群体其实已然牢牢掌控了财富的流向，并因此具备了足够强大的话语权以及社会地位等的支配权，中产阶层的成长又怎么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呢？

    因此，当下值得求索的是，这个“如果”究竟需要通过什么工具来实现，这是问题的核心所在。中低收入者分得的部分比重在急剧下降，而高收入者分得的比重却在快速上升，“穷者愈穷、富者愈富”，而且“穷者愈来愈多、富者愈来愈少”，尽管穷者付出的社会劳动可能远比富者付出的多，而收入差距却在不断拉大，资源的垄断者最终还势必成为财富的垄断者，这正是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的表征。

    我们宁愿透过中产阶层的增长来看社会和谐的希望，但问题是必须采取相应措施，以保证中产阶层的渐进式成长不会因为财富垄断而间断、停滞，这关乎政府的公共智慧。（ 山东省青岛市孙凤忠）

   不可因此转移社会视线

    有人找出中产阶层的数量少是因为“权力排斥”，一路通过媒体与其他诉求渠道，力举中产阶层的发展壮大。这个时候，问题出来了：力举中产阶层会不会带来另一种权力排斥？

    “权力排斥”是“社会排斥”现象的一种。法国学者勒内·勒努瓦最早提出“社会排斥”的概念，他经长期研究后指出，在法国，包括自杀者、边缘群体、叛逆者等十余种群体是受排斥的。称中产阶层受到了权力排斥，自然是指其在财富分配与个人价值实现过程中受到了权势者的内在与外在排斥。但是不容忽视的是，我国中产阶层“官本位”的价值取向潜滋暗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张宛丽语)。一旦有这一取向的那部分中产阶层有一天也成了权势者，谁能保证他不会扭过头来排斥后进的中产阶层呢？

    “中产阶层”在发达国家有两个方面的涵义。一是“大众”的代名词，二是指一种生活方式。但到了中国，这一概念俨然以财富多寡为评判标准，甚至被赋予了一定的“信仰色彩”。再说，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最应该成为关注焦点的，其实应该是相当数量农业劳动者的权益，而非城市中产阶层的消长。

    其实中产阶层在我国占有的比例高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一阶层成长壮大过程中会不会形成新的权力排斥等价值扭曲与意识变异形象。而如果专家学者及政府部门一味将社会稳定的关键全力寄期于中产阶层，从一定程度上等于转移了人们的视线，淡化了农业劳动阶层的收入分配与民主权利等方面的生存状态。说到底，关注中产阶层，首先应基于特定的国情与社会现状，其次应谨防陷入“量高质次”的窘境，过分夸大中产阶层的说法与做法，都是拔苗助长的非理性之举。（河南省林州市张进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