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荫权为何不敢埋怨传媒?

看了曾荫权先生的演讲节选,不禁为其对传媒的理性态度而击掌。此种态度,是需要为政者的自信、勇气和胸襟的。常识告诉我,绝大多数人都喜欢听好话,而对批判性的逆耳之言难免存有抵触情绪。以小人之心度之,就个人感受而言,曾荫权大概也不例外。但即使如此,也不能影响其作为特区行政长官这一公职身份,对媒体批判秉持应有的正确、理性态度。盖因其处在香港这样一个法治较为健全、资讯自由流通较具保障的环境中。换言之,为政者对传媒的态度,从根本上讲并不取决于为政者的个性和个人品质,而是取决于其所处的法治环境和政治现实。曾荫权“为政者埋怨传媒,好比水手埋怨大海”的理性传媒观,也正是这种环境的产物。
即使有了以上这些认识,曾荫权“不埋怨传媒”的态度及做法,在我这个内地人看来依然难能可贵,依然对我们具有借鉴、比较的价值和意义。
曾荫权说,“香港的确很幸运,有一个敢于发问的记者、一片朝气勃勃的传媒景象。”依我看,香港记者何止于“敢于发问”,实际上已到了直截了当地向为政者“发难”的程度。这种情况下,为政者尚能保持心平气和,理性对待,依然誓言捍卫言论自由———是实实地维护着而不是说说而已,实属难能可贵。
相比之下,我们的一些政府部门及其官员,则有不小差距。往往一看到或听到媒体的批评,哪怕只是建设性的意见,不是反思而是愤怒,不分青红皂白指责媒体,向媒体兴师问罪。或者运用手中的权力对媒体进行打压、封杀,甚至秋后算账,把一些曾经批评过某位官员、某部门的媒体打入“黑名单”,借用公权阻塞该媒体的官方信息渠道。而另外有一些人,则把媒体视为必须严格防范的对象,“防水防盗防记者”。总之,我们的个别部门和官员,对媒体批评的拒斥态度和厌恶情绪,可谓到了极点。但是反过来,他们又往往热衷于通过媒体向其脸上“贴金”、搽脂荡粉、歌功颂德。这种对媒体态度的两面性,似已领教多多、见怪不怪了。
最令人难以容忍的是,某些政府部门或官员明明是自身的本职工作做得不好,却偏偏要埋怨媒体给其添乱甚至将责任归咎于媒体。如,南方某市近年来治安不靖,街头抢夺、抢劫,入屋盗窃、抢劫等恶性案件屡屡发生。市民缺乏安全感,以至于坊间有了“邪不压正”的担忧。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该市警方一负责对外宣传的官员,竟然在媒体上公开宣称,市民缺乏安全感是当地媒体长期过度报道造成的负面影响。如此混淆视听,究竟是谁之过?
希望我们的一些政府官员,能够细细体味曾荫权“为政者埋怨传媒,好比水手埋怨大海”的传媒观,保持对舆论监督的理性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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