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不能逾越的摄氏39度！
学者与网易(2)：秦晖谈转型期的社会公正
优势就优势在中国不搞民主，不搞民主的一个好处就在于我想怎么搞就可以怎么搞，那么邓小平他早在88年的时候，在一次讲话的时候，他就讲过，说我们这个体制最大的好处就在于只要下了决定就能够做，没有什么牵扯，不受什么牵扯，但是实际上80年代的他这样说的时候还是受牵扯的，我们知道88年曾经有一个比较激进的改革就是物价闯关，但是没有闯过去，因此这个物价闯关一发生，物价一上涨社会上就大呼小叫就没有闯过去，但是90年代就比较好办了，尤其80年代末出现的事情造成了一种氛围，使得很多东西80年代不能推行了，但是到了90年代可以推出了。
当时很多人曾经有过这种说法，中国有个很著名的学者，他是我的朋友，他很主张私有化的，他到了美国，在芝加哥大学，据说他有一次见到科斯，就是我们现在很著名交易成本理论的创立者，美国的诺贝尔经济学家奖获得者。他问他，说你对中国的经济改革有什么建议，据说科斯讲了两个字，一个是共产党一个是财产权，他只讲了这两个词，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的这位朋友就说，说科斯的，当然他是不是这个意思，谁也不知道，因为科斯也没有写成文章，只是对他讲的。他说这个意思就是要运用共产党所拥有的权利，赶快解决财产权的这个问题。
把这个话讲得更透就是香港的张五常先生，他说中国要搞市场经济就不能有民主，要搞民主就不能有市场经济，因为只有在没有民主的条件下，私有化才能搞得比较顺利。另外一位张五常先生很欣赏的大陆的一位先生，这位先生在学术界并不是很活跃，但在网上非常活跃，大家不知道经常上网的朋友，不知道是不是听说过他，就是薛兆丰他专门写过一篇文章，他说中国现在的出路就在于当务之急，就在于坚决维护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地位，用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地位排除一切干扰，最快速的落实财产权，把国有资产瓜分到个人。在这个过程中，要坚决的排除一切关于民主的噪音，他说这些民主这些东西都是噪音，他说要坚决的排除这些东西，那么实际上，这个说法就是使用这样一种强权，来减少所谓的交易费用，因为这个讨价还价太多了，这个交易的成本就会比较高，那么用权利比较集中的办法，那个这个交易就会比较低，那么按照实际上，中国的这个现实经济过程，绝不可能像他们讲的那样，因为虽然中国没有民主，但是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一致是不存在的，你不要说工农，即使各个部门之间的利益，都有很多差异。那么各个部门的利益，在先行的权利体制内也有很多博弈要进行，根本不可能像张五常或者薛兆丰他们讲的那样，就是有一个人我想给谁就给谁，就把这个事情搞完了，这个事情大概不太可能的。
但是虽然中国在转轨中存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但是的确中国有相当多的利益群体，尤其是我们称之为弱势群体那些人，由于中国的体制缺陷他们的确在这个分家过程中，是没有什么机会参与讨价还价的，那么正是在这一点上，使得中国的转轨有了一种所谓的优势。我在一篇文章曾经提到，我说中国和东欧相比，既不是这些人更讲社会主义，也不是这些人更讲渐进，而是什么呢，中国和东欧相比，中国的经济能够这样搞，他的区别无非就是四个，我把它编成一首打油诗，叫做民主分家麻烦大，他们民主分家老是吵嚷，吵不清楚，我们没有这个问题，福利国家包袱多。他们原来都是福利各种各样的包袱很多，而且我们要知道，在民主条件下摆脱束缚很容易，但放弃保护很困难，它和中国这种国家是不一样的。因为一般的老百姓都有这样的特点，他希望统治者的权利越小越好，但是统治者的责任越大越好。往往老百姓都是这样想的，但是当官的他希望的理想境界就是最好是什么责任你都给我免了，以后我什么都可以不管你，但是我让你怎么样你就得怎么样，最好你什么自由都不要向我讨，但是什么福利我都可以不提供，这是一种博弈，最后形成的一个结果是介乎这两者之间的，但是往往人们在不同讨价还价的条件下，不同的利益集团，就有不同的讨价还价的机会。因此我经常讲，东欧这些国家，在这十年中，他们的经济碰到的问题是中国没有的，这个问题就是我讲的，民主分家麻烦大，福利国家包袱多，但是中国原来没有什么福利，而且有这个福利要卸掉很容易，包括我们最近这半个月媒体上炒得沸沸扬扬的，什么医疗这些东西，包括公费医疗，我们说废除就废除，很容易，但是在他们那里不太容易。
工会吓跑投资者，农民赶走征地客。这些问题在东欧的改革中大量存在，但是在中国很难有这个事情，因为他们先有民主化后转轨，在这里我要说，并不见得这些人反对私有化，但是所有真正的争论，并不在于主张私有化的人，和反对私有化的人之间，最尖锐的争论，往往是存在同样的都主张私有化的人之间，这就是我前面已经讲到过的，要不要分家的人之间的争论，往往没有同样要分家的人要争夺遗产的争论更加尖锐。
当时很多人曾经有过这种说法，中国有个很著名的学者，他是我的朋友，他很主张私有化的，他到了美国，在芝加哥大学，据说他有一次见到科斯，就是我们现在很著名交易成本理论的创立者，美国的诺贝尔经济学家奖获得者。他问他，说你对中国的经济改革有什么建议，据说科斯讲了两个字，一个是共产党一个是财产权，他只讲了这两个词，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的这位朋友就说，说科斯的，当然他是不是这个意思，谁也不知道，因为科斯也没有写成文章，只是对他讲的。他说这个意思就是要运用共产党所拥有的权利，赶快解决财产权的这个问题。
把这个话讲得更透就是香港的张五常先生，他说中国要搞市场经济就不能有民主，要搞民主就不能有市场经济，因为只有在没有民主的条件下，私有化才能搞得比较顺利。另外一位张五常先生很欣赏的大陆的一位先生，这位先生在学术界并不是很活跃，但在网上非常活跃，大家不知道经常上网的朋友，不知道是不是听说过他，就是薛兆丰他专门写过一篇文章，他说中国现在的出路就在于当务之急，就在于坚决维护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地位，用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地位排除一切干扰，最快速的落实财产权，把国有资产瓜分到个人。在这个过程中，要坚决的排除一切关于民主的噪音，他说这些民主这些东西都是噪音，他说要坚决的排除这些东西，那么实际上，这个说法就是使用这样一种强权，来减少所谓的交易费用，因为这个讨价还价太多了，这个交易的成本就会比较高，那么用权利比较集中的办法，那个这个交易就会比较低，那么按照实际上，中国的这个现实经济过程，绝不可能像他们讲的那样，因为虽然中国没有民主，但是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一致是不存在的，你不要说工农，即使各个部门之间的利益，都有很多差异。那么各个部门的利益，在先行的权利体制内也有很多博弈要进行，根本不可能像张五常或者薛兆丰他们讲的那样，就是有一个人我想给谁就给谁，就把这个事情搞完了，这个事情大概不太可能的。
但是虽然中国在转轨中存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但是的确中国有相当多的利益群体，尤其是我们称之为弱势群体那些人，由于中国的体制缺陷他们的确在这个分家过程中，是没有什么机会参与讨价还价的，那么正是在这一点上，使得中国的转轨有了一种所谓的优势。我在一篇文章曾经提到，我说中国和东欧相比，既不是这些人更讲社会主义，也不是这些人更讲渐进，而是什么呢，中国和东欧相比，中国的经济能够这样搞，他的区别无非就是四个，我把它编成一首打油诗，叫做民主分家麻烦大，他们民主分家老是吵嚷，吵不清楚，我们没有这个问题，福利国家包袱多。他们原来都是福利各种各样的包袱很多，而且我们要知道，在民主条件下摆脱束缚很容易，但放弃保护很困难，它和中国这种国家是不一样的。因为一般的老百姓都有这样的特点，他希望统治者的权利越小越好，但是统治者的责任越大越好。往往老百姓都是这样想的，但是当官的他希望的理想境界就是最好是什么责任你都给我免了，以后我什么都可以不管你，但是我让你怎么样你就得怎么样，最好你什么自由都不要向我讨，但是什么福利我都可以不提供，这是一种博弈，最后形成的一个结果是介乎这两者之间的，但是往往人们在不同讨价还价的条件下，不同的利益集团，就有不同的讨价还价的机会。因此我经常讲，东欧这些国家，在这十年中，他们的经济碰到的问题是中国没有的，这个问题就是我讲的，民主分家麻烦大，福利国家包袱多，但是中国原来没有什么福利，而且有这个福利要卸掉很容易，包括我们最近这半个月媒体上炒得沸沸扬扬的，什么医疗这些东西，包括公费医疗，我们说废除就废除，很容易，但是在他们那里不太容易。
工会吓跑投资者，农民赶走征地客。这些问题在东欧的改革中大量存在，但是在中国很难有这个事情，因为他们先有民主化后转轨，在这里我要说，并不见得这些人反对私有化，但是所有真正的争论，并不在于主张私有化的人，和反对私有化的人之间，最尖锐的争论，往往是存在同样的都主张私有化的人之间，这就是我前面已经讲到过的，要不要分家的人之间的争论，往往没有同样要分家的人要争夺遗产的争论更加尖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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