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与网易(2)：秦晖谈转型期的社会公正

http://talk.163.com　2005-09-05 18:46:26　来源: 网易唾客　　　网友评论 0 条

　　而有一些东欧国家，就比苏联的农民要更进一步，大家知道有一些东欧国家，像波兰和南斯南夫，他们在剧变前是家庭农场制，他们没有搞集体化，他们是还是单干的，他们仍然是自由的小农，国家并没有怎么束缚他们，但是由于他们当时意识形态的理由，他们自认为是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增强这个社会主义的凝聚力，所以由国家掏钱给农民搞了很多社会保障，退休，医疗休假，等等，当然这里有一个条件就是他们这个国家都是工业化的国家，农民的人数比较少，国家也有能力这么干，因此他们的农民，受到体制的束缚比较少，他们本来就没有人民公社，本来就是自由小农，但是体制给提高提供的保障确实很高。因此他们的农民，虽然和我们的农民号称都是生活在社会主义体制下，实际上处境完全是相反的。我们的农民受到体制的束缚很多。但是基本上没有得到什么保障，而他们的农民，受到的保障很多，但基本上没有受到太多的束缚，我们通过联产承包给予农民的自由，他们在改革以前有了，因为大家没有搞集体化，因此他们的农民，在走出改革这个过程的时候，和我们的农民是恰恰相反的。

　　因为大家知道，走出计划经济，对于这些原来的这些成员来讲，他们面临的问题，就是他们摆脱了束缚，但是同时又也要冒失去保障的代价。就是说原来你是没有机会的，但是你没有风险，现在你可能有了机会，但是你面临了风险。大家长不管你了，但是同时他也不包你了，这就是所谓的一种很重要的改革的成本，改革的代价，或者说改革的风险，在中国80年代中国的绝大多数人口农民基本上没有面临这个问题，当时改革前的文革时代，他们受到的保障就很少，他们受到的束缚很多。因此对于他们来说，改革是一个摆脱束缚，但是没有什么保障可以失去的过程，但波兰的农民不一样，波兰的农民失去的很多保障，但是没有太多的束缚需要摆脱。所以中国的农民大家知道在80年代非常积极的，成为改革的主要动力，但是波兰的农民恰恰相反，90年代初最早抗议转轨是波兰的农民。

　　因此中国在改革方面有两大优势，第一走出中国式的经济命令，不需要付出太大的代价，也没有破坏计划平衡的问题，因为中国原来没有计划平衡。第二走出中国的这样一个管而不包的体制，没有两种意义上的自由人面临的问题，也就是摆脱束缚就要失去保障的这样一种代价问题。因为那个时候，它本身就没有多少保障。因此出现了这样的状况，匈牙利经济学家彼哈里说过很有意思的话，他说苏联东欧以前的计划经济搞得比较成功，但恰恰是他们的成功，使得走出这种体制，成为一种艰苦的长征，而中国以前这个体制是非常失败的，但正是这种失败，使得走出这种体制，成为愉快的郊游。那么这样的一种走出优势，使得中国在80年代这个经济转轨，变得比较顺利，没有像很多东欧国家那样，面临着一种经济的滑坡，而且当时中国的这个经济，可以说怎么改都会比较好，你不管是搞市场，也会比较好，你依靠乔厂长搞按科学规律办事的计划，也会比较好。

　　交易成本的差异：中国与东欧

　　但是东欧他是从剧变开始的，因此它这个过程一开始就出现了原来那个市场均衡没有建立，但是计划均衡已经失去了，出现一种比较混乱的局面。但是这样一种比较，一方面是有束缚而没有保障的这样一种体制提供的条件，一方面是一种既没有计划又没有市场的体制提供的条件，随着改革的进展，这样一种初始条件提供的所谓优势就会逐渐的消失。因为你这个改革过程，深化到的一定程度，它就会产生一些新的问题，那么到了90年代我前面讲到过的这两个过程，这两种所谓的优势就逐渐丧失了。那么中国和东欧相比，这两种差异就逐渐比较不重要，那么第三种差异，就开始突出出来。这个突出出来的就是所谓转轨中的比较。

　　那么这个转轨中的比较，我前面讲了，他不是姓社姓资的差异，也不是渐进激进的差异，但是的确他是交易成本的差异，说得简单一点，我曾经把东欧的困境形容为这几句话，大家知道现在有一种说法，叫做东欧改革以后，他们都搞了休克疗法，而这个休克疗法，据说是我们现在经常在传媒中出现的一个词，据说由于新自由主义造成的，这个新自由主义主张市场经济万能论，因此主张很快的完成私有化，那么当时他们剧变以后，由于当时的政治条件私有化的主张，基本上占据了很大的优势。于是他们就搞很激进的转轨，于是产生了很大的问题，这个说法很成问题的，这个说法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他们往往是把人们怎么说的当成了怎么做的，因为道理很简单，我前面已经讲过，这个国有资产的或者说公共资产的私有化过程，或者说我前面讲到过的这个分家过程，它实际上涉及了非常复杂的利益均衡，涉及到了非常复杂的我前面讲到过的分家之争。你可以设想，东欧这些国家剧变以后，的确我们可以说，基本上从上到下，所有的人都认同要搞私有化，原来那一套是不能搞了，至少是在剧变之初，大家都是这样想的，当然这个剧变后来产生了一些问题以后，又出现所谓左派复兴，很多人又开始认为这个市场经济也有很多毛病。那是后来的事情了。但是至少剧变之初，大家都是觉得这个要搞私有化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可是你不要忘了，我前面已经讲过，要不要搞私有化是一回事怎样搞私有化又是一回事，即使大家都赞成搞私有化，这只不过是解决的我们要分家的问题，这只不过解决了一个分家与否的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怎样分家？而这个问题绝不是大家都主张搞私有化就解决了的。就算是搞私有化，这些私有财产到底是划给谁啊，到底是给你，还是给我？到底把你一脚踢出去，还是我独霸资产？还是把资产用别的方法处置？像这些问题不是意识形态的问题，但他的确是利益相关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绝不是在意识形态上认同了私有化，就能解决的。就是说，不是你都认为要分家了，那么这个家就能分的，这里头有一系列非常复杂的讨价还价，而这些国家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他们都是先民主化后私有化的，这样造成了一个结果就是：不是领导人，不是头头说了算，就能说了算，不可能产生一种现象，就是这个公共资产由当官说算，在民主化条件下你很难这样做，于是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我们国内的一些经济学家，尤其是那些主张比较彻底的搞私有化的那些经济学家，包括海外的像张五常那样的经济学家，他们就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比东欧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