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不能逾越的摄氏39度！
学者与网易(2)：秦晖谈转型期的社会公正
当时有很多人就说，中国的改革，就要终止了，很多人在那件事情以后，都有这样的猜想。说中国的改革完蛋了，中国的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由于这件事情，就无限期拖后了，但是经济改革，很多人认为要受到影响，旧体制很可能就复辟了。但是当时有一些人包括我在内，就认为根本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旧体制不仅不可能复辟，而且因为有了这样的事情，它的解体会大大加速，在这件事情之前，这个大家庭还有一种温情脉脉的面纱。可是这个事情出来以后，所有的人都看到，这个家庭现在已经面临一种父不慈子不孝的局面，实际上是维持不下去的，子弟们都没有想到家长那么凶，家长也没有想到子弟们会造反，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大家庭既然维持不下去了。人们很自然的就会想到，我们要在这个分家的过程中，尽量运用我们的权利来抓到最大的一块。就是说这个时候这件事情以后，大家长们的想法就有了变化，以前他们想到的是怎样维护这个大家庭，现在他们想到的是我怎么能够把我原来应该尽的责任推掉，但是我原来拥有的权利我还能够把它维持住，就是说，原来这个大家庭是我既要把你们都管住，但同时我要给你们提供某种保障，就是说这个父家长也拥有父权也承担父责，在以前这个体制下。
老实说，80年代很多人都认为中国应该搞民主，但是在旧体制下，民主不民主其实无所谓，因为旧体制就像我刚才讲的，相当于一个父权制的大家庭，父亲不是你选举的，你也没有办法选举他，但这并不要紧，因为谁当父亲都会替你尽责任的。他都会有这个所谓的家长的责任，既然这样好像选不选无所谓，但是在这之后不一样了，在这之后这个父亲已经不想尽责了，他就很想把子弟们都一脚踢出去。但是同时他想把这个家产控制在自己的手里，出现了一种父责不存在的，但是父权仍然维持这样的状态，在这样的状态下，矛盾变得很复杂，就是说，很自然的就出现的这样一种状态，既然你不管我了，既然你把我踢出去了，那么我们这个公共资产，这个家产又是你在那里控制着，这个权利你又不能放弃。那么我们要不要过问这个家产的处理过程呢？这就成了一个问题了，原来我们可以不过问的，那么如果真的分家分完了，我们也是无所谓过问不过问的。
因为老实说在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条件下，那么这个时候存在的就不是一个公共选择的问题，而是一个双方交易的问题，那个时候存在的如果这个过程已经过去了，就是亲兄弟明算帐的问题，这个时候所谓的民主这些问题，大概在政治上是有意义的，但在经济上已经没有意义了。因为在纯粹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你是很难讲什么经济民主的，因为纯粹的市场经济它讲的就是双方交易，这个经济过程中有很多交易行为，但是真正需要公共决策的行为并不是很多，但是在分家过程中，这种东西很多，因此就产生了一系列的矛盾。在这个矛盾中，我们看到了很多案例，而且我们现在经常用这个案例说事，一个案例就是和我们一样，都是原来社会主义国家的，后来进入了转轨过程，而且应该说他们在经济转轨方面比我们晚，我们80年代搞改革，他们应该是90年代才开始的，但他们的改革和我们的改革不一样的。他们是政治体制发生变化了以后才进行改革的，我们在没有这个变化之前进行改革的。因此就出现了一些不同的改革案例。那么这个改革案例呢，通常人们看到的是所谓中国的改革从80年代到今天，虽然有种种的问题，但一直保持了比较好的经济增长，虽然也有一些危机，像90年代初就曾经出现过这个为期半年的负增长，但是90年就全年而论，经济保持了正增长，但在前半年经济负增长的。但是总的来说80年代到现在，中国的经济有很多问题还是在正增长，而东欧国家，或多或少都出现的一个负增长的过程，有的国家很短，像波兰只有一年半，有的国家很长，像乌克兰延续了8年负增长。
那么像俄罗斯它的负增长的幅度很大，曾经经济滑坡的幅度增加达到40％，但是从1999年开始，它也转入了正增长，而且俄罗斯最近的经济增长率还是挺高的，基本上都在6％，7％这样的幅度。但不管是长或者短，他们都或多或少都出现了一些负增长的时段，也产生了很多问题。于是我们国内的就有很多人说，中国走的这条道路是走的比较好的。但是尽管有很多人都认为中国走的路可以，但是到底中国走的这条路，可以在什么地方，人们也有不同的说法，我们今天来讲讲转轨这个问题。
老实说，80年代很多人都认为中国应该搞民主，但是在旧体制下，民主不民主其实无所谓，因为旧体制就像我刚才讲的，相当于一个父权制的大家庭，父亲不是你选举的，你也没有办法选举他，但这并不要紧，因为谁当父亲都会替你尽责任的。他都会有这个所谓的家长的责任，既然这样好像选不选无所谓，但是在这之后不一样了，在这之后这个父亲已经不想尽责了，他就很想把子弟们都一脚踢出去。但是同时他想把这个家产控制在自己的手里，出现了一种父责不存在的，但是父权仍然维持这样的状态，在这样的状态下，矛盾变得很复杂，就是说，很自然的就出现的这样一种状态，既然你不管我了，既然你把我踢出去了，那么我们这个公共资产，这个家产又是你在那里控制着，这个权利你又不能放弃。那么我们要不要过问这个家产的处理过程呢？这就成了一个问题了，原来我们可以不过问的，那么如果真的分家分完了，我们也是无所谓过问不过问的。
因为老实说在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条件下，那么这个时候存在的就不是一个公共选择的问题，而是一个双方交易的问题，那个时候存在的如果这个过程已经过去了，就是亲兄弟明算帐的问题，这个时候所谓的民主这些问题，大概在政治上是有意义的，但在经济上已经没有意义了。因为在纯粹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你是很难讲什么经济民主的，因为纯粹的市场经济它讲的就是双方交易，这个经济过程中有很多交易行为，但是真正需要公共决策的行为并不是很多，但是在分家过程中，这种东西很多，因此就产生了一系列的矛盾。在这个矛盾中，我们看到了很多案例，而且我们现在经常用这个案例说事，一个案例就是和我们一样，都是原来社会主义国家的，后来进入了转轨过程，而且应该说他们在经济转轨方面比我们晚，我们80年代搞改革，他们应该是90年代才开始的，但他们的改革和我们的改革不一样的。他们是政治体制发生变化了以后才进行改革的，我们在没有这个变化之前进行改革的。因此就出现了一些不同的改革案例。那么这个改革案例呢，通常人们看到的是所谓中国的改革从80年代到今天，虽然有种种的问题，但一直保持了比较好的经济增长，虽然也有一些危机，像90年代初就曾经出现过这个为期半年的负增长，但是90年就全年而论，经济保持了正增长，但在前半年经济负增长的。但是总的来说80年代到现在，中国的经济有很多问题还是在正增长，而东欧国家，或多或少都出现的一个负增长的过程，有的国家很短，像波兰只有一年半，有的国家很长，像乌克兰延续了8年负增长。
那么像俄罗斯它的负增长的幅度很大，曾经经济滑坡的幅度增加达到40％，但是从1999年开始，它也转入了正增长，而且俄罗斯最近的经济增长率还是挺高的，基本上都在6％，7％这样的幅度。但不管是长或者短，他们都或多或少都出现了一些负增长的时段，也产生了很多问题。于是我们国内的就有很多人说，中国走的这条道路是走的比较好的。但是尽管有很多人都认为中国走的路可以，但是到底中国走的这条路，可以在什么地方，人们也有不同的说法，我们今天来讲讲转轨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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