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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与网易(2)：秦晖谈转型期的社会公正
秦晖（１９５３年１２月生），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秦晖认为中国与东欧转轨的成败还远不到下结论的时候，而改革模式的选择仍是个尖锐的问题；经济转轨的核心问题是交易权利的公正分配而不是“交易成本”的减小，是公共领域的改革而不是私人领域的改革；这里不存在效率与公正的悖论，而从获得的公正走向交易的公正，还是从权家通赢走向赢家通吃，才是真正的选择所在。９月２日，作为“学者与网易”系列访谈的第一位嘉宾，秦晖就转型期的社会公正与网易编辑进行了长达两个多小时的交流……
谢谢大家我们今天有这么一个交流的机会，今天很抱歉，我这两天感冒，所以嗓子很不好，平时的话，我声音是很大的，但是今天利用这个PPT，来讲一下转轨经济与此有关的一些社会问题。当然可能主要的就是所谓的社会公正问题。
“怎样分家”的争论
因为我曾经在很多文章中都提到有个很通俗的比方，就是转轨如果我们把原来的计划经济时代的体制比拟为一个大家庭，这个大家庭它有一个家长管着我们，在这个大家庭里面，我们都觉得不太自由。被管得比较厉害，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个大家庭给我们提供某种庇护，使我们得以免予竞争风险这些东西。那么这个大家庭，它的弊端很多，到了一定时期，它的内部就矛盾重重。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面临两种问题，一种问题很可能要分家了，要不要分家成为一种争论，这种争论实际上就是说，要不要维持旧体制，还是要打破这个旧体制，这是我们另外寻找出路。讲得简单一点，就是要不要分家，这种争论通常就是我们讲的改革派和保守派的争论，要求打破这个旧体制可以称为改革派，主张分家的；要求维护这个大家庭的，可以叫做保守派。一般来讲在80年代中国人面对更多的是这样一种问题。但是到了90年代，这种问题还存在，而且时不时有时候还会重新凸显一下子。因为改革过程中有很多矛盾，这个矛盾每一次这种矛盾凸显的时候，都会有一部分人想着，是不是我们分家分错了，是不是我们要回到重建一个大家庭。在每一个改革的关口都会有人提出这种看法，但是应该说随着改革进程的延续，很多人都越来越的人都会感到，实际上是回不去了。不仅小兄弟有那种感想，大家长也有那种感想。而且在改革过程进入到一定程度以后，实际上各个原来大家庭中的各种人，都会在分家的过程中，寻求他的利益切入点。也就是说，实际上不同的价值取向的人，他们很可能越来越多的都认为分家是不可免的，这种争论就会转入到另外一种争论，就是怎样分家的争论。
这个争论严格的说不是改革和保守的争论，因为既然所有的人都是主张分家的，那就不存在保守的问题。实际上这些人，都并不真正的还相信原来那个大家庭还能维持下去，所有的人都是想分家的，那么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所有的人都是改革派。就不再有我们原来那个意义上的改革和保守的区别。可是这并不意味着，由此产生的这种争论，或者斗争就要比原来缓和，恰恰相反。我们都知道，一般的老百姓都会知道，像这样的一种旧氏的大家族的斗争，往往不是要分家的斗争，而是怎样分家的斗争，像这样一种状态，往往吵架，甚至打官司，甚至出人命，都是在争夺遗产这个问题上发生的，而不是在讨论要不要分家这个问题上发生的。在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些类似的情况，像当年沙皇那个农村公社体制发生解体的时候，当时列宁就曾经讲过，他说俄国现在不是要不要搞资本主义的问题，而是搞资本主义的两种方式，就是他讲的叫做美国式道路、普鲁士道路的斗争，他说这两种东西都是破坏旧的体制的。但是他说，其实人们都认为新体制和旧体制的矛盾才是主要的，但是当时列宁说，实际上，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人要维护旧体制，但是两种破坏旧体制的方式之间的水火不相容，甚至要比新旧体制的水火不相容还要厉害。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看到，我们这个社会出现了很多旧体制有的矛盾的延续，也出现了很多市场经济下的矛盾。但是更多的是出现了介乎这两者之间的，就是新旧体制转型当中的矛盾。
按照我刚才讲的那个比方，一个大家庭要解体的时候，而且这个大家庭，往往是在某一个突发性事件把这个大家庭原来的那种温情脉脉的那层面纱给撕掉了以后，那么这种冲突就会表现得非常直接。因为其实原来在这个大家庭，它没有发生这种事件之前，它还有一种温情脉脉的面纱，大家长认为，好像他比较能够指望这些子弟们，都是比较孝顺的。而这些子弟们也比较指望这个大家长是比较慈祥的，但是呢，某种突发事件往往就会使得这些人都撕破脸皮了。比如说，一个突发性的事件，比如中国80年代末出现的那样一段事件，这个事件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因为这件事之前，没有人想到家长会这样对待子弟的，反过来说家长们没有到子弟们会这样犯上作乱的，出现这样一种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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